禁制令與網絡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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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最近有一個特別的法律事件,正是一名神秘人(Ryan Giggs)向法庭申請了禁制令,要求不得公開其身份,結果其身份被一名 Twitter 神秘人公開。因此,該神秘人要求法庭申請索取少數非法利用 Twitter 及可能違反禁制令的人士的有限資料。這個事件有幾個很特別的地方,一是該神秘人到底是誰呢?相信大家可以從其他網站中找到資料。

第二是英國法院又是否有權力要求身在美國的 Twitter 交出資料呢?Twitter 應否就法院提出的要求,提交資料呢?Twitter 在此事上的位置應與一般公司相同,還是必須與傳媒站在相同的位置上呢?因為不同的取態對社交媒體未來的發展有很大影響。至於第三個情況,也是石先生希望談的事情,即禁制令與網絡世界。

在過去的世界,新聞媒體由於掌握了大部份的傳播渠道,而新聞媒體本身又是一個有法律地位的實體,加上新聞媒體本身也有權利進入法庭,了解及反對禁制令的權利與義務,所以在禁制令上,新聞媒體一直遵守,很少出現違反禁制令之類的事情。

來到今天,網絡世界的影響力愈來愈大,新聞媒體也需要有專人到各社交媒體尋找資料。只是,當社交媒體影響力愈來愈大的時候,禁制令是否能夠影響他們呢?當社會上的人可以在網絡上討論禁制令禁制的消息,新聞媒體卻不能報導,這便出現很大的矛盾。

由於使用社交媒體的方法簡單,加上社交媒體只是個人,個人對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,而禁制令的消息是否能夠傳送到不同的個人,也不一定,更何況,個人無法進入法庭內了解及反對禁制令,這對個人是否明白禁制令背後的原因有一定影響,這些條件均難以令禁制令有效執行。

以是次消息為例,神秘人的英國禁制令在英國新聞媒體中有效,卻無法在英國以外的新聞媒體生效,而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也正好能夠把這些消息傳播到英國本土,導致禁制令沒有實際意義。

面對這種情況,禁制令如何能夠進步而面對這種處境呢?畢竟社交媒體一直處於隱蔽、能夠隨意發洩的世界,使用者也習慣這種特性。法律與互聯網如何能夠將兩者拉近,讓網絡世界也需要一定的責任,這十分重要。

以香港過去的網絡世界案例來說,政府均以一些小案件來獲勝,以取得法律上的優勢,這對網絡使用者來說,僅是取巧,並不能夠令人信服,更增加了網絡使用者的反感。

大家還記得幾年前閃卡與朋友帶來的笑話嗎?現有的法例根本不足以解決現時網絡的問題,特別是網絡現時具有小人打倒巨人的特性。未來如何改善法例要求,在保存網絡隱蔽性、自由分享、言論自由的情況下改善法律,這實在很重要。

這不是香港自身能夠解決的問題,全球均在學習,均在研究,能緩不能急。當中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代溝,制定法律的人是六十、七十年代的人,對網絡世界不熟悉,而使用網絡的人卻是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人,當中有二十年的差距,兩者如何溝通呢?

網絡實名制曾經是一個被認為可行的想法,但實際推出後得到的負面反應,明顯並不適合網絡世界使用,加上東亞銀行與和黃賣樓事件反映,執法者在網絡執法容易偏向巨人,這都是令網絡世界難以接受、難以信服的一些事例。

面對如此的問題,石先生覺得應改善法律,檢討法律,放寛部份法律,容許更多以往被法律禁止的事情,以配合科技的進步,社會的進步,並非一刀切把過去的要求,全套照搬至網絡世界,需要興時並進,方能夠切合網絡世界需要。




【此文章刊載於石先生部落;標題:禁制令與網絡世界;本篇文章為贊助內容;強制廣告:HisTrend.HK 給你不一樣的科技產品】